何朝晖|探索书籍史的社会史维度

发布者:gzgztsqbw发布时间:2019-11-13浏览次数:735

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08

ISBN:9787532592494

  

内容简介

第一章对唐宋以来士人与商业出版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回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历史纵深。第二章考察晚明士人参与商业出版活动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动因。第三章到第六章将参与商业出版活动的士人按照身份和角色划分为若干类型,结合个案研究和丰富的实例,对晚明士人参与商业出版活动的方式、过程加以深入探讨。第七章探讨了晚明士人参与商业出版活动的意义。

  

作者简介  

何朝晖,男,1970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哈佛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访学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书籍史、版本目录学。主要著作有《明代县政研究》、《书史导论》(译著)、《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译著)等。



目录

 緒  論 1

第一章 士人參與商業出版活動的歷史考察 20

第一節 宋代士人的商業出版活動 21

第二節 元代士人的商業出版活動 41

第二章 晚明士人從事商業出版活動的背景 46

第一節  晚明士人的經濟狀況與治生途徑 46

第二節 晚明商業出版的興起 59

第三節 晚明的學術、文人與商業 65

第三章 官員與商業出版 73

第一節  備考階段的舉業書編纂活動 73

第二節  在任官員的商業出版活動 77

第三節  致仕、罷職官員的商業出版活動 104

第四章 落第士人與商業出版 119

第一節  舉業書作者與時文選家 119

第二節  山人與出版 142

第三節  涉足商業出版的其他落第士人 163

第五章 書坊經營者與職業作者、編校者 173

第一節  世家子弟經營書坊 173

第二節  普通士人經營書坊 184

第三節  書坊主的商業性圖書編創 192

第四節  由商入儒的書坊主 202

第五節  受雇於書坊的作者與編校者 212

第六章 作序、掛名與托名 227

第一節  撰作書序 227

第二節  列名鑒定、參訂、校閱 231

第三節  被人托名 243

第七章 晚明士人商業出版活動的意義 257

第一節 士人的廣泛參與推動了商業出版的繁榮 257

第二節 商業出版之於士人的經濟意義與社會意義 262

結  語 276

參考文獻

  

前言

  

在中國出版史上,晚明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關節點。晚明出版業以商業出版的蓬勃發展和巨大繁榮為重要特徵,它給中國古代出版業帶來了量和質兩方面的飛躍。在經歷了明初以來的長期低迷後,書籍出版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出版物數量急劇增加,明代後期的出版量是明代前期的數倍之多,出版業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商業出版在整個出版業中的比例和分量大幅增長。萬曆以後,坊刻書在數量上超過了家刻書和官刻書,進而占到出版物總量的一半以上。儘管印刷術早在七世紀以前已經發明,但印本直至十六世紀中期才在書籍流通規模上超越手抄本,晚明商業出版的崛起在其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晚明商業出版的繁榮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其中商品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推廣和識字階層的擴大、城市文化和消費社會的發展,是幾個重要因素。而士人群體,在晚明商業出版的發展繁榮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於人口增長、教育普及,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參與到科場的激烈競爭中,但科舉解額的增加遠遠趕不上士子數量的增長,於是無法通過科舉入仕、游離於社會之上的士人日漸增多。作為一種謀生手段,這些士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商業性圖書的撰著、編輯、出版、推廣等活動中,為晚明商業出版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和人力支援。晚明士商觀念發生重要變化,士商融合趨勢加強,不少在職或罷閒、致仕官員也以各種方式涉足於商業出版活動。

  

晚明士人從事商業出版活動的形式多種多樣,參與出版的圖書範圍十分廣泛。這一群體人數眾多,影響深遠,在晚明商業出版研究和士人研究中理應獲得應有的重視。本書致力於揭示晚明士人的商業出版活動狀況,彰顯士人在晚明商業出版發展和繁榮中的作用與地位;同時通過考察這一士人群體的行為方式和生存狀態,以及參與商業出版活動對士人身份的影響和重新塑造,揭示晚明士人的一種重要職業選擇,為晚明士人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維度。希望本書的研究能夠拓展和深化對晚明士人群體和晚明出版業的認識,對於晚明社會史、出版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後    記

  

本來想請一兩位師長寫序的,無意中翻到拙稿第六章第一節,仿佛看到那些成為我審視對象的晚明諸公在以別樣的眼神回視我,於是作罷。

  

不過後記還是要有一篇的,有些事情需要作點交待——既是對自己,也是對關心和幫助過自己的師友。

  

本書是我進入書籍史領域之後第一份稍微像樣一點的作業。我是怎樣撞進書籍史這個領域的,在此略作回顧。從本科到博士,我拿的一直是歷史學學位,研究生階段跟隨先師王天有教授學習明史。畢業後我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進行過一些圖書館學研究。

  

2005年我得到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訪學的機會。明大是美國明史研究的重鎮,有范德(Edward Farmer)和王安(Ann Waltner)兩位著名的明史學者,也是《明史研究》(Ming Studies)編輯部所在地。我在明大旁聽了王安教授的《中國書籍史》課,宛如發現了新大陸,立刻對這一新領域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動身去美國前,我剛讀了周啟榮(Kai-Wing Chow)教授的新著《近世中國早期的出版、文化與權力》(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該書從書籍與政治權力關係的角度來觀察晚明出版業,讓我耳目為之一新,覺得有說不出的妙處。聽了王安教授的課,我才知道西方漢學界近年來出現了一個叫做“書籍史”(book history)的新興領域,周教授著作的理論方法其來有自。

  

第一個學期末,我從王安教授和亞洲語言與文學系羅吉偉(Paul Rouzer)教授那裏得知,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現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有一個“圖書館學與印刷文化研究”(library science and print culture)博士後項目,王安教授鼓勵我申請。當時距離2006130日的申請截止日期只剩下一個來月,需要重新考“托福”(TOEFL),還要準備各種申請材料,時間很緊,申請的難度也很大。但書籍史對我的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我還是打算試一試。經過連日緊張工作,我終於在截止日期前寄出了所有申請材料,但心裏並沒有抱什麼希望。然而兩個多月之後,我居然真的收到了來自費正清中心的錄取通知書。范德和王安兩位教授對我的鼎力推薦,在我的申請過程中一定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我的合作導師是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的伊維德(Wilt L. Idema)教授和歷史系的安·布萊爾(Ann Blair)教授,伊維德教授是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研究專家,布萊爾教授以研治西方書籍史知名。從伊維德教授那裏,我獲得了不少中國書籍史研究方面的有用信息,尤其是各種最新研究動態。在布萊爾教授的西方書籍史討論課(seminar)上,我對西方書籍史的理論方法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

  

我在哈佛的另一個重大收穫,是跟隨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沈津先生學習版本流略之學。我每週有兩天時間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實習,那時沈津先生正在從事《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清代部分的寫作和審稿工作,我就跟著沈先生學習寫善本書志。從目驗版本、提取版本信息,查閱各種工具書,到摘錄資料、連屬成文,沈先生都加以悉心指導。我每寫出一篇書志稿,沈先生都極為認真地批改。這些經過沈先生批改的草稿我至今都珍藏著,它們不僅是我成長的記錄,也是師恩的見證。

  

費正清中心給我提供了一筆經費,用於舉辦一個小型的學術研討會。在伊維德教授和沈津先生的指導下,我以自己的研究課題為中心組織了一個題為“作者身份、版權與版本:中華帝國晚期的著作流傳”的工作坊(workshop)。我又出席了在費正清中心舉行的“十至十四世紀中國印刷時代的知識與書籍生產”(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研討會。在這兩次會議上,我結識了不少之前只在紙面上認識的書籍史學者。

  

回國后,我進入北大圖書館古籍部工作。我參加了對北大圖書館的幾十萬冊未編古籍進行整理編目的工作,對我來說這又是一次很好的學習鍛鍊機會。在古籍部姚伯岳老師給了我很多關心和指導。姚老師那時已出版《中國圖書版本學》《黃丕烈評傳》兩部專著,是學界很有影響的專家,他是我在版本目錄學領域的第二位老師。有時下班後只有姚老師和我留在辦公室加班,兩人一起暢談學術、研究版本,是一段頗為難忘的時光。

  

蒙杜澤遜教授引薦,我來到素以文史見長的山東大學,供職于文史哲研究院(現儒學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獻研究所。杜老師學問深湛,更令人欽佩的是他數十年如一日對學術的忘我投入和執著追求。研究所其他老師也都各擅所長,成就卓然,使我的學問不斷得到砥礪。在山大,我開始專注于中國書籍史方面的研究。當時國內對書籍史領域的關注還很不夠,我首先做了一些成果譯介方面的工作,先後翻譯出版了周紹明的《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和士人文化》、戴維·芬克爾斯坦和阿里斯泰爾·麥克利里的《書史導論》,指導學生翻譯了德里克·卡夫和薩拉·阿亞德的《極簡圖書史》。此外還和浙江大學周生春教授一起組織了“印刷與市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了論文集,據我所知這是第一部從經濟史角度探討傳統出版業的著作。

  

我對晚明出版業中士人群體的關注始于先師王天有教授的提點。有一次恩師看到一篇文章中談到龍游書商童珮,認為這樣的下層士人值得關注,提醒我注意。後來我讀到周啟榮教授的《近世中國早期的出版、文化與權力》,裏面談到晚明“士商”在出版業中的重要作用,引起我很大的興趣。以後又讀大木康的《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周紹明的《書籍的社會史》,使我更加感到這是一個十分特別而又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士人群體,應該對他們展開專門而系統的研究。我在讀博期間已經對社會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做博士論文《明代縣政研究》時嘗試把制度史和社會史結合起來研究,儘管結果並不令人十分滿意。書籍史研究具有十分鮮明的社會史維度,我感到社會史的方法在書籍史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我對晚明出版業中的文人,如王叔承、梅鼎祚、俞安期等,嘗試性地進行了一些個案研究。2011年我申請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遂系統地開展這方面的工作。關於這一問題,前輩和時賢從各個角度作過一些探討,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我所做的工作,是在進一步擴大考察範圍的基礎上,對晚明涉足於商業出版活動的士人作一整體的、全方位的觀照,並對這一時期士人從事商業出版活動的特點和意義進行深入分析。這樣做是否成功,有待讀者諸君評判。

  

我開展這項研究之後,先師王天有教授不斷給予關懷和指導,可是我還沒有來得及向他老人家報告成果,恩師就駕鶴西去了,給我留下深深的遺憾。本書初稿寫成之後,北京大學歷史系郭潤濤師,天津師範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姚伯岳師,山東大學文學院劉光裕教授、杜澤遜教授,歷史文化學院陳尚勝教授,師兄安徽大學歷史系周致元教授,先後提出寶貴意見,在此深致謝忱。正式出版前,劉曉、劉勇、王篤堃、陶禹含、呂士遠、王國婧、谷玲玲、石傑、郭永臻、馮夢非等同學幫助查對引文、通讀校樣、訂正訛誤,在此亦表謝意。當然,本書若存在任何學術上的謬誤,概由本人負責。


何朝暉

2019527

  

文章来源:何朝晖 樱桃河畔论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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