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大学学习、工作近13年。第一段是从1985年到1988年，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读硕士，第二段是从1996年到2006年春，先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读博士，后留校任教。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两段经历，它不仅铺垫出我学术生涯的底色，也是我取得学术成果的丰获阶段，还是我工作、生活最为心情舒畅的时期，那些铭心刻骨的人和事，经常梦牵魂绕，难以忘怀。
一、求学时光
我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在九曲黄河流经的塞北高原长大。1985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读硕士，是第一次从北方到了南方，来到武大一下子就喜爱上了山清水秀、楼台巍峨的美丽校园。这里四季都有鲜花，冬有各种梅花，春有迎春、樱花，接着还有泡桐、玉兰、紫荆、桃杏、石榴、栀子、夹竹桃等等，纷纷争艳，花开不败。
9月入学时，导师廖延唐（1932～2010）因解决孩子工作等原因已经调到了湖北十堰大学去了，我和另一位廖老师招收的研究生李婷，转到了谢灼华老师名下。当时谢老师已招收周晓燕、胡先媛两名女生，加上我们俩，谢老师当年就带了四名研究生。那时候，我一门心思用在学习上，上过谢灼华、黄宗忠、彭斐章、查启森、曹之等老师的课，除了学习本专业开的课程，还经常选修一些其他系的课，如中文系宗福邦先生的“汉语音韵学”、罗邦柱先生的“训诂学”、哲学系萧萐父（1924～2008）先生的“佛教哲学”等。听“佛教哲学”课的学生不多，萧萐父先生奇怪图书情报学院的学生为什么来听，问我，我答喜欢，他一笑而过。萧先生一头白发，上课充满激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上课，平时就泡在图书馆里，幸得武大图书馆四楼的保存本书库的工作人员让我进库查找书籍，给我看书提供了极大方便。有时也去老斋舍上面的古籍馆看书，到现在我还记得有时翻开古籍书页能看到蠹鱼残骸，能看到抗战时期武大西迁在江中遇袭古籍遭水泡浸的痕迹。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六朝隋唐佛教藏书考》，资料不太好找，远非现在丰富与方便，所以只能多翻阅一些古籍（包括大藏经）。有一篇外审评阅书是北京大学白化文先生写的，评价还不错。记得在答辩的时候，曹之老师发言说，这篇论文可贵之处就是用了大量一手资料，不是“二道贩子”。
我们那届研究生都住在枫园，我在枫园一舍。我在班里当过生活委员，负责每月给同学发助学金之类的事务，加之年龄也大过应届考上来的同学，所以大家都叫我“王兄”或“老王”（后来基本都叫我“老王”）。在枫园的三年生活中，我教会了几名男生游泳和划拳。霍国庆（现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教授）、刘焕成（现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教授）的游泳教练都是老王，霍国庆学会游泳后，敢于游向远方，挑战湖浪。男生的划拳都是跟我学的，但是后来者居上，臧国全（现为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的划拳十分厉害，师傅往往败于徒弟。
那时候同学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组织骑自行车去黄陂的木兰山，我们一路同行，领略乡村田野风光，在木兰山上远眺，青春的风华融入到了壮美的山河。还有一次，我们同舍86级的彭海斌（现为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邀我和臧国全骑车去麻城他的老家，100多公里，清晨出发，晚上才到。次日再骑回学校，一路上坡下坡，修过好几次自行车。85级同学王新才（现为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邀请我们几位同学到汉川老家做客，在稻田里钓到不少鳝鱼，还在他家吃到美味的粉蒸肉。1987年秋实习考察，同学们选了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我独自一人选了敦煌，在敦煌看了很多洞窟，特别是在17号洞窟“藏经洞”盘桓许久，驰想当年斯坦因、伯希和在此翻阅经卷的情形，还躺在对面沙丘上仰望夕阳云霞，独自和大自然对话；途径西安，专门去看了大慈恩寺的大雁塔，那时候登塔要交一块钱，我为能亲临这个现存的最古老的藏书建筑（专门收藏玄奘取回的梵文经本）而激动不已。时隔八年，我重回院里读博，当年院里给我办请款的会计杨永莲（已退休）来院里办事，见到我还说，你就是去敦煌的那位同学吧。
1988年6月我们毕业，每位同学都有一本毕业纪念册，里面有临别赠言和同学交换的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离校时，同学们依依不舍。我和霍国庆等几名北方学生坐火车返家，途经石家庄，霍国庆转车去太原，我们流着泪水挥手告别。离开武大返回内蒙的八年里，美丽的武大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直到1996年再度来武大攻读博士，这种梦境才一度不出现了。
1996年返回武大读博，继续师从谢灼华先生。学业荒废了八年，回归母校后我重整旗鼓，每天沉醉读书不可自拔。
读博第一年，在完成其他课业的情况下，由王余光（现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老师推荐，我写出了平生的第一本书《陈寅恪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999年又被台湾新视野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版），接着第二年完成了傅璇琮先生和谢灼华导师主持的《中国藏书通史》第四编“隋唐五代藏书”部分的撰写，又完成了湖北人民出版社邀约的人物传记系列《陈寅恪》的书稿。期间还发表了几篇论文。第三年确定毕业论文写《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北上南下，拜访杜定友先生的女儿杜鶧、女婿梁国权，旧部张世泰（1918～2006）、刘少雄（1922～2014）、高炳礼等，查阅了大量资料，特别是利用了本院资料室内杜定友先生捐赠的部分图书资料，终于完成了论文写作。
1999年5月18日上午在学院四楼图书馆学教研室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孟广均先生，委员有吴慰慈、彭斐章、詹德优、曹之、王余光、谢灼华诸位先生、老师，最终评委投票以全优通过了我的论文答辩。当时旁听的硕博士生有20来人，其中97级硕士生邓咏秋（现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图书馆学编辑室主任）写了一篇稿子《一场精彩的论文答辩》[①]，记叙了这次答辩过程，用电子邮件发给《大学图书馆学报》后，居然还被发表了。
在读博的三年中，谢灼华老师、王秀兰老师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谢老师在学业上对我耳提面命，平时还一起逛书店。谢老师经常说，自己年过花甲，看书时间有限，就不多买书了。可是到了书店，见到喜爱的书，不由分说又买了下来。每次去谢老师家，我会跟他汇报一下近期学业进展，谢老师听后会给我一些建议，之后还聊一下自己最近看了些什么书，有哪些内容值得注意。谢老师博览群书，甚至还看通俗小说。谢老师对我自由问学的宽容，对我清傲性格的包容，都是我终生所感念的。王老师则在生活上关照我，每周末都叫我去他家吃中饭。当时外婆还在，见我来了，也笑盈盈地叫我“王之纠”（“王子舟”的广东话）。我们吃完饭，谢老师招一下手，我就和他到阳台上吸一根烟，顺便再聊一阵。后来谢老师因心脏出问题住院手术，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摸烟了。王老师在我留校后还专门帮我点选新房，找木工做了两个书架送给我。这些都是我生命流水中泛起的浪花，如今仍感怀不已。
院系里的年轻老师对我也很照顾，如王余光、王新才、王三山等，新才是我读研的同学，见老王重新回炉，十分高兴，几次叫到他家吃饭。余光老师找我参加学术名人读书生活系列著作的编写，见我犹豫，还亲自找我的导师沟通。那时我们常去余光老师家聊天，余光和婉约夫妇知道我吃食堂无油水，也总叫我到他家吃饭。起初因心存敬意，每见到余光老师，还称呼他“余光老师”；后来熟了，就改称“余光兄”了；再后来，连“兄”字也省了，直呼其名。一次余光老师调侃我：你对我的称呼实现了三级跳啊。在读博的三年，我和王余光、王新才、王三山、黄鹏等诸位好友过从甚密，隔三差五相伴去逛书店，之后一起吃饭，足迹遍及汉口、武昌，也不知道一起吃过多少顿饭。1999年我留校任教，余光老师则调离武大去了北大，他家里的旧冰箱、洗衣机、电饭煲等都搬到了我的家里。
在枫园的三年岁月，我和同宿舍楼里的本院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如赵海军（94博）、刘磊（94博）、杨超（96博）、匡文波（97博）等，还交往到了一些外院系的学友，如哲学系郭齐勇先生指导的龚建平、杨为祥、丁四新，历史系陈国灿先生指导的刘安志、陈勇先生指导的叶明勇、朱雷先生的访问学者刘进宝，以及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邹恒甫先生指导的龚关、龚强等等。我们经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散步、聊天、打牌，在相互聊天中彼此收获学习心得与见识，在打牌中排遣紧张、放松情绪。
要说在武大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是食堂的伙食太差了。桂园食堂稍好，枫园食堂最差。读硕临近毕业的时候，已不能接近食堂饭厅，一闻其味就倒胃口。读博的时候，枫园食堂也依然如此，粗劣的大米、败口的菜肴，时间一长难以下咽。快毕业那年，我们通常是到临近东湖边的私人小摊上进餐，炒一个素菜两元，荤菜四元，外加五角的米饭，还算过得去。哲学系毕业的一位博士在其毕业论文后记中云：“回想起在武大度过的岁月，不禁感慨万端，枫园食堂难以下咽的饭菜曾让我的肠胃饱受痛苦”[②]，在严肃的学术著作后面吐槽一个食堂，可见该食堂有多差了。枫园食堂唯一可取处是早饭的肉包子，小包子一个0.36元，大包子一个0.47元，味道还不错。所以，在武大读书，经常为吃饭发愁，偶有朋友请客，或到老师家里吃饭，皆大好事，立提兴致。
二、工作的日子
1999年6月我从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系毕业，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7月留院里图书馆学系任教，赶上了学院从图书情报学院改名为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1999年4月至2000年12月与新闻学院合并）的调整期。2000年8月，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12月院系进入调整，原图书情报学院恢复独立并吸收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从2001年改名为信息管理学院，校方将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印刷学科与原武汉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合并，成立了新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并予以独立。
那时图书馆学系是院里资格最老的系，但是很缺老师。王余光、胡先媛老师等刚刚调离或出国，一下子有几门课没人上。1999年秋季一开学，我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系里就安排我给本科生上“图书馆学基础”（必修）、“比较图书馆学”（选修）两门课，并为研究生主讲“文献学概论”（公共必修）等课程，那时备课相当紧张，头两天备好的内容第二天一次讲完，马上就得备下次课。我为了讲得有内容，常常熬夜到一两点。次年我又接任了本科的“当代图书馆学”（选修）、“历史文献学”（选修）、“文学文献学”（选修）等课程。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
好在学校分配给我的住房在校内，具体地址是湖滨教工宿舍2栋2单元202室，2室1厅，使用面积44平方米，虽然空间不算太大，但是新落成的楼房，面对葱翠的山坡，背临浩渺的东湖，留校的博士大多住在这里，大家很满意。我们上课方便，到超市、菜场买东西也方便。我在这里居住了将近7年。调到北京后，每次回武大出差，我都会去曾经居住的地方散步，在附近找个地方一个人坐在那里待一会儿。
出于院系发展的需要，院里在2001年2月任命我为图书馆学系主任。当时碰到的头件大事就是教育部开展重点学科评审。在教育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评估中，北京大学有图书馆学优势，武汉大学有情报学优势，中国人民大学有档案学优势，三校已确定各自申报这三个重点学科。但是马费成院长、陈传夫副院长等认为，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历史悠久，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望，也应该申请一下，或许能成功。于是申报材料的编写任务落在我的肩上，我负责具体起草撰写，苦干数日，最终填好了二十页的《申请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简况表》。2001年12月中旬，我和副院长陈传夫到北京友谊宾馆顺利完成了申报答辩，最终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并列获得了教育部图书馆学重点学科的批复。那年四校合并后的武汉大学获得20个国家重点学科，我们学院一下就占两项（情报学、图书馆学），不仅为武大争了光，而且加强了学院在武大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
系里的工作能有条不紊地推进，既有赖于院领导的支持，也有赖于党支部书记袁琳、副系主任黄如花（负责教学）、副系主任付立宏（负责科研）的积极配合，以及全系老师的辛勤工作。除了系里正常教学与科研工作，那几年我深度参与的事情还有以下几件：
一是与武大出版社合作，打造了一批新的图书馆学系列教材。80年代院里曾经推出过一套图书馆学系列教材，最初虽非公开出版物，但在国内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后来这些教材也都陆续得以正式出版。不过二十年过去了，系里急需重修、新编一套高质量的本科教材，不仅供本科教学使用，也可供继续教育教学使用，还可供其他兄弟院校使用。我和出版社商定出版一套新的教材，使用统一的版式和装帧，成熟一本推出一本，不设硬性完成时间表。同时也动员系里老师积极行动，编写出高品质的教科书。这套书后来终于陆续面世，在本科教学、继续教育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得到了兄弟院校使用者的高度赞扬。武汉大学出版社的严红女士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的汗水，我俩也因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我本人编写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2003年8月）也厕身其中，倍感荣幸，后被国内诸多高校指定为考研参考书。
二是在院领导尤其是时任副院长陈传夫老师的直接安排下，由美国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国家教育部的资助，我系于2003年至2005年间和美方合作，成功举办了三届“中美图书馆馆员高级研究班”（Sino-U.S. Advanced Training Program for Librarians and Library Professionals）。第一届是2003年10月在武大，第二届是2004年7月在内蒙古大学，第三届2005年7月还是在武大，招收学员以西部及贫困地区高校或各地民族院校图书馆的骨干力量为主，培训带有公益性质，不收会务费，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学员还给予了适当补贴，三届学员加起来达260人，每次会期都是十几天，强化训练。前后邀请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辛大学信息研究学院以及武汉大学等众多国内外一流学者给予授课，研讨数字化信息资源组织与检索、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数据库开发、信息资源配置与共享、数字图书馆法律、数字化参考服务等。
三是积极开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师资班等。经过积极联系，系里于2001年在内蒙古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武汉大学开办了三个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2002年在国家图书馆开办了双证研究生班、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甘肃省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开办了研究生课程班；2003年至2005年在武汉大学连续开办了三届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班（简称“师资班”）；2004年与浙江高校图工委合作，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开办研究生课程班；2005年与云南省图书馆合作，在昆明开办图书馆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等，为各地图书馆培养了一批高学历、高素养的专业人员。那时候学校鼓励各院系创收，而院系创收主要靠办班。我在负责系里办班工作中，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不敢违规收费，还要请最好的老师上课，把好教学质量关。
当时院里也有个好的传统，就是每年元旦过后召开一次迎新春离退休教师茶话会，马费成院长代表院里向各位退休老师汇报工作，征求大家意见。受此启发，我和支部书记袁琳商量，每年元旦过后也召集邀请本系的退休教师共同聚一下，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不仅增进大家之间的感情，还能得到前辈的指教，如傅椿徽（1924～2007）、周继良、黄宗忠（1931～2011）、郭星寿、傅敬生、查启森（1937～2010）等前辈，我来到系里工作，他们已经退休了。就是在和他们几次聚会之后，慢慢和其中几位熟悉起来，才有了向他们请教的机会。
2000年6月我被聘为副教授，2001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在信息管理学院工作期间，培养了五届研究生，全日制在校三年制的有2001级的张洲英、林丽，2002级的有肖雪、彭莲好、唐晓荃[③]、梁曦；2003级的郜向荣、陈玉顺、郭卫宁、蒋业政；两年制的有2003级国图班的方允璋（福建省图书馆）、姚迎（国家图书馆）；2004级的夏凡、刘金；2005级的张果果。此外我还指导了数名师资班、课程班的研究生。我所指导的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有的曾经获得过“湖北省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称号。2003年11月我因达到了相应的评聘条件而被破格评为教授，次年被评为博士生指导教师，从2005年开始带博士，招收了肖雪、马艳霞，当时有彭莲好、杨晓农都上了线，也很优秀，但是因名额限制没有办法录取，非常遗憾。
在武大带的研究生中，方允璋是非常特别的，她是我执教中带的唯一比我年龄还大的在职研究生，下过乡，当过村小教师，读过师范，1984年开始在福建省图书馆工作，长期担任研究辅导部主任，读研时已经五十岁，她以拼搏精神学完研究生课程，做出了《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毕业论文，并获得了全票优秀通过，后于2006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图书馆关联研究的力作。我在和她通信时，从来都是称她“方老师”，因为她为人谦和、诚恳，做事敬业认真，在做人、求学上就是我的榜样和楷模。
三、师长与学友
我在武大结识了众多师长学友，他们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给予了热忱的关爱与帮助，使我从一个普通的图书馆员转变为一个站三尺讲台的教师，从一个粗通学术门径的年轻人成为一名现已发表150余篇文章、8部著作的图书馆学专业研究者。
引我入门的是廖延唐老师，硕士生与博士生导师是谢灼华老师，本系给我以教诲、厚爱有加的有前辈彭斐章、黄宗忠（1931～2011）、詹德优、周绍萍、俞君立、黄葵、曹之、刘荣等老师，他们的言行举止熏陶着我，让我体会到了怎样做才称得上符合教师的职业规范与道德。如前任老院长彭斐章老师每周四下午系里的例会都会按时到来，为系里的发展献良策、把方向；黄宗忠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但我每次上门请益，他都会跟我讲自己的教学、科研体会与见解；詹德优老师将系主任的接力棒传给我，手把手地传帮带，甚至和我一起跑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报批手续；刘荣老师上课认真，我旁听过一次就留下深刻印象。
稍长于我并能给予关怀和帮助的是张燕飞、赵纪元、肖希明、孙更新、袁琳等诸位老师，年轻于我的陈传夫、陆颖隽、付立宏、司莉、黄如花等老师也均曾给我的工作以大力支持。张燕飞的老大哥气质、赵纪元洒脱的微笑、肖希明谦和的话语、孙更新腼腆的神态，袁琳为系里每位老师排忧解难的操劳，陈传夫协调系里与外界的能力、陆颖隽对老武大的熟悉、付立宏认真的性格、司莉的勤奋、黄如花的聪慧，图书馆学系这个大家庭充满了友爱与温暖，激发了我奋力工作、为大家服务的热情。
因篇幅有限，廖延唐、谢灼华两位恩师对我的栽培、影响将另外行文以述，系里老师仅选俞君立、黄葵老师，还有曹之老师，以他们为例，叙述一下图书馆学系老师的优秀品行。
俞君立、黄葵夫妇同在系里任教。俞君立老师曾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陕西图书馆做图书分类工作多年又重新回到院里教授图书分类学，他实践经验丰富，能够理论结合实际，讲课生动，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因在文献分类学的理论与应用上提出过诸多创建，被选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三版、第四版编辑委员会编委。俞老师编写的《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20世纪现代文献分类法的引进、编制、理论研究、重大学术争论等做了梳理，对101篇（部）中国文献分类学名著进行了筛选与评介，探讨了我国文献分类法未来的发展。该书要言不烦，内容扎实，学术价值、资料价值都很高，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好评。中国分类学史的代表作有两部，民国时期的是蒋元卿的《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1937年），1949年以来的就数俞老师这部作品。黄葵、俞君立老师合著的《阅读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则是当时高校最有代表性的一部阅读学教材。
俞老师、黄老师凡事为他人着想的胸怀、凡事精益求精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2000年12月我紧接俞老师去福州上函授课，住福州东湖宾馆，我到了他才走，俞老师行前将住宿需注意的方方面面都叮嘱我一遍，小到洗澡水龙头如何开、下电梯按哪个键到一楼大堂等均一一演示给我，之后才放心地踏上返程。他在写《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这部书时，经常和黄葵老师两人到老斋舍山顶图书馆老馆去查民国时期的书刊资料，我常见到他们在翻阅的书籍旁边，放着剪刀、浆糊、卡纸、线绳、胶带纸等，原来他们要是借到破散的期刊，看完之后就要仔细修整一下再还回去。
2001年夏天学期末考试，我作为系主任巡查各考场，7月3日那天气温高达40度，教学楼里没有空调，只有吊扇。教五楼一间教室里主考老师是黄葵，她专门从家里带来仁丹、清凉油等药品放在讲桌，黑板上写着“有需要降暑药的到讲桌上取”，学生们虽汗流浃背地答题，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那个场面历久弥新，至今深深地镌刻在我脑海里。
俞老师带的2002级研究生彭莲好一次生病住在武大校医院，彭莲好的爱人也从外地赶来陪床，俞老师和黄老师一日三餐给他们做饭送饭，彭莲好住院一周，俞老师送了一周的饭。还有一次黄葵老师生病在市里住院，俞老师请了一位女护工，女护工每晚要回家，俞老师都为她叫出租车并给费用，待女护工上车后，他还记下车号以防有意外。
说起曹之老师，我从读博士起，就常去曹老师家拜访。曹老师见到我，三句话不到就开始讲学术，1996年国庆节去曹老师家，刚进门他就跟我讲近日考出《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的一条笔误，即颜注里提及与刘向校书的“杜参”应为“富参”，并列举理由，兴奋之态溢于言表。后来英山发现毕昇墓碑，当地政府和部分学人认为这是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的坟墓，英山乃为活字印刷的起源地等，曹老师言此毕昇非彼毕昇，同名同姓者多矣，仅凭姓名相同就认定而无证据证明，其法不可取，对此曹老师还专门撰文以述[④]。
曹老师家里藏书极多，约略有两万册，分经史子集四部排架。他的书桌前贴有自书警语“座无虚席”。他跟我几次提到，在其读硕士时，廖延唐先生嘱咐他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前后精读三遍，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因为不断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三个牛皮纸包书皮都被翻烂了，此可与孔子“韦编三绝”媲美，他后来用此法还精读过《说文解字》《辞源》，将其中有关书籍的字词及解释都抄录过一遍。曹老师治学接近陈援庵先生“竭泽而渔”的方法，资料丰富、佐证详实是其著述的一大特点，这从曹老师的代表作《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就能得到验证。
曹老师还有一大特点是非常注重身体锻炼。院系如果在外面有饭局，只要路途在五公里内，他都要走回家。他的名言是：身体练好了，你能多活十年，学术生涯不也就延长十年吗？他反对争分夺秒的做学问，说这对身体不好。我调到北大以后，曹老师还到北大找过我，我请他吃饭聊天，他跟我倾诉些知心话。曹老师其实是个不善言辞的人，谈起学术话如河水，聊起其他则言如滴水。不过我俩能聊到一起，就是不怎么说话的时候，也能相对静默坐一会儿。这两三年听闻曹老师因身体抱恙而记忆减退，有时已难辨同事了。我祈祷曹老师能安度晚年。
除了本系以外，院里其他系所也有很多经常交往的师长和学友。信息管理学院虽然分设有几个专业，但是专业界限并未阻隔教师之间的交往，不同专业的教师之间还能形成最要好的朋友。曾经给予过我关爱的院里其他系所的前辈，依齿序有严怡民、王昌亚、陈光祚（1935～2017）、焦玉英、董慧、杨元生（1943～2013）、黄凯卿、张玉峰、马大川、张煜明、罗紫初、马费成、邱均平、沈祥兴等等。如陈光祚老师喜欢和我聊天，我就去他家和他一边吸烟一边听他说话，他的烟瘾太大，有时一根吸完又接一根，我去见他时就带上一条烟；焦玉英老师见到我就嘘寒问暖，对我的生活、孩子很关心；董慧老师爱谈学问，他跟我讲述他的研究思路时总是那么投入，极有吸引力；杨元生老师见我到《图书情报知识》编辑部闲转，有时会拿出一份稿子说“这个写得不错，你看看。”“这个稿子句子有问题，你看怎么修改一下。”马费成老师身为院长，但从来都没有架子，每次和我谈工作都和颜悦色、如沐春风。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全盘抄袭马老师十年前的文章，十分气愤，用红笔将抄袭部分都标示出来给他看，马老师平静地说：“是不像话，你致函编辑部说明一下吧。”
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年轻老师，平时熟悉、要好的就更多了。信息管理科学系有何绍华、李纲、查先进，出版科学系有吴平、朱静雯、方卿、黄先蓉、王清、张美娟、吴永贵、姚永春、徐丽芳；档案学系有刘家真、熊传荣、朱玉媛、王三山、张晓娟、周耀林、王新才；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系的有唐晓波、李枫林、陈远、张李义等，还有院《图书情报知识》编辑部的周黎明、李明杰。由于几个系的正副系主任常在一起开会，所以李纲、唐晓波、张李义、方卿、黄先蓉、刘家真、王新才和我交往机会多些，我对他们几位身上的敬业精神、超群才华甚为敬佩。周黎明不仅关心我家属工作调动，而且每有同学聚会就叫上我；李明杰跟我探讨学问、学风，都让我十分铭感。
院里长期坐班的院领导李桂安书记、张荣山副院长，研究生干事刘秋霞，教学干事李长年、白小柳，资料室的曾秀华、乔静、李建民、傅西平，办公室的傅强、陈历奇、耿长志等，他们也都给过我极大的帮助。张荣山副院长经常跟我探讨古今人物轶事；曾秀华、乔静给我查资料提供许多方便；办公室主任傅强每次听到叫他“主任”，总是乐呵呵地应答；陈历奇有时下班后在电脑上下盘象棋，我在一旁支招，他赢了对手会像孩子般兴奋地笑起来，然后关机回家。
上述这些信息管理学院的师长、学友，在我撰写此文时，一位位又都生动地浮现在我眼前，似乎没有时空的距离。其中许多师长和学友在我离开武汉到北京后，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是我终生的朋友。我前几年在看电视天气预报节目时，看完北京，还要看呼和浩特、武汉两地。北京是我现住地，呼和浩特是我的家乡，那里还有我的亲人，而武汉是哺育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众多的师友以及我熟悉的一草一木。
四、学术研究
我从1985年在图书情报学院读研那年开始发表论文，从此走上了图书馆学研究之路。截至1999年正式加入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大家庭时，已经在国家或地方专业刊物上发表了34篇论文。这期间最主要成果就是我的硕士论文《六朝隋唐佛教藏书考》（1988年），虽然过去已有一些研究古代佛教藏书的文章，但是系统梳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藏书制度的著述还没有，我当时很想完成这样一部著述，遗憾的是当时未能完成这一宏愿，只写到了隋唐时期。硕士毕业后曾想接着做，但终未成功。
读博士阶段，参与傅璇琮先生和导师谢灼华主持的《中国藏书通史》的撰写，完成了其中第四编“隋唐五代藏书”约9万字的任务，该书于2001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2002年11月获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与北方任继愈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2001年10月获得了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成为当时南北中国藏书史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在1998年10月做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时，谢灼华老师让我在当代图书馆学史中选题，后来也因时间紧张，选做了杜定友先生研究，完成了《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出版，我还专门寄一册送给杜定友先生女儿杜鶧，以表示图书馆学人没有失去对她父亲的感念，这一时期，我的研究方向逐渐由古代图书馆史转向现代图书馆学。
1999年夏留校任教，我接了图书馆学本科核心课“图书馆学基础”的教学任务，在教学中我潜心研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站在“知识论”的立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发展简史、内容体系、学科性质、相关学科、理论基础、核心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探索，发表了系列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00年刊发的《知识集合初论》《知识集合再论》，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一部新的教材《图书馆学基础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提出了图书馆的本质、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认为应根据“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关系来建立图书馆学研究客体体系。教材中吸取了诸多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资源，同时对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分析与预测。这部教材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于鸣镝先生称本书为“推陈出新的好教材”[⑤]；也有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如马恒通先生[⑥]。不管如何，对图书馆学理论问题的全面梳理，为我以后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良好的方向感。
留校的前两年，我参与了导师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世界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趋势研究”、詹德优老师的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当代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趋势研究”的编写，参加了彭斐章老师主持的教育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的起草工作，这些科研活动锻炼了我做课题的能力。1999年到2006年，即从留校任教到调离前的7年里，我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为单位名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36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9篇，还有两篇转载于台湾胡述兆、王梅玲主编的《图书馆新定义》（中华民国图书馆学会2005年），这是自己平生学术文章最高产的时期。当时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图书馆学原理（基础理论）、当代图书馆学史、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科的交叉、图书馆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制度建设、图书馆公共空间性质等。
在所涉诸方面研究中，我都有意识地呼吁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应从过去的“图书馆域”转向“知识域”。记得那几年武汉图书馆等单位请我演讲，主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面向知识的图书馆学发展新趋势”。后来随着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知识资源等话语的增加，2006年9月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高层开放论坛上做了这个题目的最后一次演讲，以后就不再这样呼吁了。
有的研究兴趣得以日后继续延伸，这也是机缘所致吧。2004年，图书馆学界热谈知识自由、读者权利，探索图书馆精神等。我意识到在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的特定社会状态下，我国的图书馆应该在推进社会公平与包容方面承担责任、发挥作用，于是我为《图书情报知识》杂志组了一组相关主题的稿件，范并思、韩继章、蒋永福、李金荣等鼎力襄助，献出大作刊载于2005年第一期上，其中有我和肖雪的《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图书馆新制度建设》。那时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征集研究指南，我推荐了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题目，并被列入指南里，后来自己经过申报，获得了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图书馆新制度建设”（05ATQ002）。如今我在乡村民间图书馆、留守儿童家庭阅读等方面做了多年公益项目，并与合作者出版了《乡村民间图书馆田野调查笔记》（2019年），其实就是这个课题的某种延续。
我和图书馆结缘是恢复高考以后上了内蒙古大学等七所高校举办的图书馆学专修班（大专，当时武大的廖延唐、焦玉英，北大的朱天俊等老师曾亲临授课），我和图书馆学结缘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给了我两次求学机会，并引导我走入图书馆学的门径。年过花甲之际，回首往事，感慨良多，我将在图书馆学研究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奉献自己的余生。
最后我还想着重说出我的一个心声：从走上社会以后，在武大生活的13年才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之所以这样讲，不仅是武大哺育了我，而且还是武大提携了我。许多师长和学友对我真挚的关爱和帮助，这是对我最好的恩赐；信息管理学院不拘一格用人，让我当系主任，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就被破格评聘为教授，这是对我最高的奖掖。“士为知己者死”，我本应在信息管理学院终身执教来报答母校的恩情，但我工作不足7年就调离了武大，我觉得自己愧对了母校，这种愧疚将随我走到人生终点而不可释怀。
[①]邓咏秋.一场精彩的论文答辩[J].大学图书馆学报,1999(4):78-79.
[②]卢风.历史、理性与自由：波普社会历史观述评[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③]肖雪、彭莲好、唐晓荃最初硕士指导老师是俞君立，俞老师退休时转给我指导。
[④]曹之.毕昇考证：兼谈湖北英山出土的毕昇碑[J].出土文献研究,1998(2):139-154.
[⑤]于鸣镝.推陈出新的好教材：试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J].图书情报知识,2005(1):110-111,113.
[⑥]马恒通.追寻图书馆本质的新成果：《图书馆学基础教程》述评[J].图书馆,2006(1):115-11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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